查阜西：古琴音乐的收集和采访
编者按：
本文说明了1956年古琴采访的动机是源于文献增多而琴人减半的窘境，迫切需求保存民族音乐资料。由查阜西、许健、王迪三位先生组成的采访小组列出了事前计划和部分工作项目，还记录了初步采访收获。如琴曲方面：收录了55人的138曲；文献器物方面：找到了20种琴书、3件汉砖、一对东汉陶俑、1件铜镜，以及黄勉之和杨时百两位琴家的遗照等。此次采访受到了各地文化局、音协、琴社、图书馆、博物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乃至学校师生的热烈协助，他们组织了有演奏的座谈会，还将善本琴书编辑摘要，古谱翻制复本。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琴家的诚恳与真切，比如：有的琴家自动承担采录工作，有的琴家孜孜不倦地亲授学生，还有的琴家虽然多年不弹琴了，但为了证明师承的代表性仍然坚持奏录。与此同时，部分琴家兴趣不浓的原因是生活疾苦，查先生呼吁应该让抱残守缺的琴家救活民族音乐，发动更多人来工作，占有更多资料，召回民族音乐的灵魂。
一、动机和事前的计划
在各种民族音乐中，古琴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为了发扬民族音乐优良传统和整理这一民族遗产，三年来通过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和古琴家的联系，截止1955年底为止，我们掌握了以下的有关古琴音乐的材料：
1.从六朝以来的刻本、稿本、印本古琴谱集共达一百三十九种，比较1833年到1923年著录的六十七种多出了七十二种。
2.各谱集共传载不同名的琴曲605首，包括这605首它们的创作、改编和分派的古琴曲谱共计是2830个。
3.各地剩下的现存琴人不到一百人，他们尚能演奏的只有八十二曲，比较1936年上海一个古琴社的调查220人，已经减少了很多。
总的情况是统计调查指出了文献资料增多了一倍多，而演奏的人和琴曲则大大地减少了。
中国音乐家协会了解到这种情况并了解到许多琴家已经是七十以上的老年人，而且每年都有些死去和瘫痪的，就在去年会同文化部和广播事业局定下计划，决定收录这些琴家的演奏。从去年9月到12月，通过各地琴家通信，请他们自己评定人选和曲选，然后由文化部和音乐家协会派人在今年春夏会同各地广播电台全面收录，打算作为一种民族音乐的资料予以保存起来。
二、我们的工作项目和日程
除了那些只有一两位琴人的地方可以由电台直接接洽收录之外，其他人多的地方，必须有人前往协助。此外，中国音乐家协会还希望能发掘出更多的琴人和有关古琴的材料，如文献、器物之类。在今年4月组织了我们这个包括收录这些琴曲的收录采访小组，由文化部会同中央音乐家协会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调出专业古琴的干部许健、王迪和我一道前往各地进行这一工作。工作项目是：
1.前往济南、南京、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等十个省市协助电台进行这项录音的工作，并机动地发掘更多的琴人和琴曲。
2.在各地和图书馆及藏书家接触，希望发现更多的古琴文献和曲谱，在可能情形之下摄制或摹抄复本。
3.在各地和博物馆及收藏家接触，参观并记录一切与古琴有关的文物，如石刻、陶器、铜器、雕塑、绘画之类尤其是基建时出土的文物。
4.在可能和便利的情况下，与各地古琴家及其他研究民族音乐的学者、艺人举行座谈会或欣赏会，学习他们的演奏或听取他们的意见。
5.把每一位琴家的简史作成详细记录并摄制照片、特别着重记下他们的师承、渊源、派系传授，同时也了解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
把特别知名的古琴作成详细纪录并摄制照片，必要时补制拓本。
6.在重点地方，如济南、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处，我们相继介绍民族音乐研究所领导、整理、发扬古琴音乐的成绩和经验——介绍管平湖、吴景略、徐卓诸先生研究出来的古曲，王迪写出古琴曲的正谱，许健的古琴曲配器等。我们这个三人小组，携带着小型录音机、照相机。几种征访表和问讯录，于4月17日自北京出发，至6月12日止，已经按计划在济南、南京、上海、杭州、长沙、武汉等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我因其他工作暂时回北京，先作此报道。还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等地，将于7月内依次前往工作）。
在南京时，我们了解到扬州和苏州还有老年琴家和重要材料。在杭州时，我们听说绍兴和安徽也有更多的琴人和材料，我们也机动地到了四个地方。
总结起来，我们在这五十六天的时间中，除了在途的时日外，在济南工作了三天、南京四天，扬州三天，苏州四天，上海十四天，杭州七天，绍兴一天，长沙两天，合肥七天（包括安庆及我的其他工作），武汉四天。
三、一些初步的收获
在收录琴曲方面，广播事业局规定是由各地收录之后先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制复本之后，再送音协。我们在各地工作是和当地电台约定工作的日程，然后给每一琴人安排日期和时间，把他们依次送到电台报幕收录，收录以后，即由电台直接汇寄北京。在已到各地，我们的任务是超额地完成了。虽然上海有六位琴人因年老瘫痪或在产期、病中没有按原计划参加，但是加上扬州、合肥等地的意外收获，我们的收获还是超过了（有一些待以后继续收录），包括已经收录和约定继续收录的在内，我们共收得计五十五人，一百三十八曲。
在收集或记录文献器物方面，我们的印象是不很满意的。我们天真地认为解放以后各地图书馆曾收到大批古籍，一定可以在这些典籍中发现一些有关古琴和民族音乐的重要文献，但是各地图书馆对这些书籍几乎全未编出目录；大批的线装书都堆在一些房屋里，一直堆到屋顶，无人整理编目。所能看到的目录都是旧的。例如南京除八千卷楼和旧江苏省图书馆的目录外，所有抗日后和解放后的图书都未编目，济南因在提制复本时扯乱了，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不够热情，安徽图书馆上百万册的书全未编整。只有上海和湖北比较好些。
尽管如此，我们在图书方面，已经找到了二十种重要的琴书，计南京四种，扬州两种，上海十一种，浙江这两种，武昌一种。其中，我们把宁波天一阁所藏明代龚经所撰的《浙音释字琴谱》和张新的《三教同声》全面摄制了胶片；我们请南京图书馆给我们摹抄了清初的《兰田馆琴谱》《响雪斋琴谱》《扯亭琴谱》，我们录下了上海胡公玄先生所藏明代《玉梧琴谱》《五音琴谱》《潞王琴谱》的序目和摘要；我们彻底查清了上海图书馆善本部所收民初周庆云所藏琴书八种并已约定转摹；我们在扬州收来了三十年前专攻民族音乐在燕京大学教古乐的史荫美先生的全部遗著十三册；我们发现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有程瑶田和朱文藻校注的《吹豳录》，比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更有特点（民族音乐研究所花了一年多时间抄了北京本，必须与此本作一次勘校）。
我们看到济南博物馆和上海吴金祥先生所藏的“九霄环”唐琴，如果故宫那一张有疑问，那么真的就可能是这两张之一；因这两张的体制、年代相似，而音响更好。南京博物馆的三件汉砖都有演奏古琴的画面，另一对东汉陶俑，证明了琴箫合奏是汉代以来的传统（武梁祠的石刻，有人疑画中的琴像瑟，但是这对陶俑最后证明是琴了）。上海的“真子风霜”铜镜和南京“聂政刺韩王”的复原石刻，浮雕着描绘着汉代和隋代的古琴演奏形式和以画面表现琴曲内容的传统。在杭州，我们得见到已故近代琴家黄勉之（1854—1919）和杨时百（1864—1930）的遗照。这些材料，还有十多种其他有关民族音乐研究所供作研究、展览的资料。
四、各地对我们的热烈协助
在济南、南京两处，当地的文化局音工组为我们组织了带有演奏的座谈会；在上海，音协为我们组织了古乐座谈会，今虞琴社为我们组织了交流演奏会；在苏州，文化局为我们组织了民族音乐演奏会；在汉口，群众艺术馆为我们组织了民族音乐交流演奏会，事后，并组织了座谈，在其他各地也都有小型琴会。我们在济南、南京、上海曾将许健所作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奏的古琴曲《流水》的合奏曲和王迪所写的管平湖弹出的《广陵散》正谱，民族音乐研究所复印的各种古谱指法集解在交流演奏中放出传观。我们虽然强调这些都只是发扬古琴音乐的初步试验方向，但是济南师院音乐系主任李华萱和南京音专的黄友葵都认为是典型的示范。音乐领导者们对我们表示了亲切的热爱，他们推重我们，也请教我们。李华萱听了《流水》之后说：“若不事先说出是古琴曲的配器，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交响曲了！”陈洪先生对王迪写的谱，指出应将吟猱上下的走音全面写出才能使读谱的人彻底了解；卫仲乐先生说：《流水》的配器某些地方有些乱。许多青年琴人要求我们多写些古琴曲的简谱；济南有名的笛手吹了《驻云飞》之后，强调此曲是柳敬亭传授下来的古曲，应当看作古乐遗产，不应看作是凭空的造作。
许多史学家和版本家包括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同志也是非常热情的。南京陈念通先生很热情地介绍了馆里收藏的各谱；苏州潘天祯同志把他们收得明初《神奇秘谱》的传写本急速地调出来；上海翟凤起先生费去整天时间把所有善本琴书一一调出给我细看并编摘要，甚至把我赞赏《琴书千古》里面《银纽丝》等二曲亲自抄摹，带到座谈会上来赠送；宁波范氏天一阁的书是百年不许下楼的，但杭州文化局的徐治有同志竟亲自前去把明代的《浙音释字谱》和《三教同声》拿到杭州来使我们能翻制复本；古琴史学家胡公玄先生慨然把三种明代的珍贵刻本琴谱借出给我们研究并摘出要点。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激的。
五、对各地琴人的观感
在琴人的接触中，尤其令人感动，每一位琴家都诚恳而亲切地使我们对他作深入了解，使我们能够按照我们拟定的问讯录里的项目一一记载下来，有时还给予我们更多的古琴故事和史料。我们白天组织他们录音，一到夜晚，他们就排定时间和我们作演奏的交流，或是作深切地谈话。南京的张正吟和汉口的陈树三教了大批的中学生，上海吴景略和郭同甫也教青年学生，其中有的达到了较高的演奏水平。这又是使人兴奋的事，看来民族音乐还可能是有前途的。
许多老年琴家，凡是受到政府或组织的照顾的，都欢欣鼓舞的赞助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广州七十二岁的文史馆员招学庵甚至自动把我们全部工作担任下来，使我们可以不到广州而节省时日，上海年近八十的文史馆员黄渔仙（女）多年不弹琴了，为了供证她师龚子辉的代表性，也给我们奏录了；上海七十多岁的文史馆员郭同甫亲授学生孜孜不倦；他们都显得年青了。
中年的琴人，除了少数对古琴特别感到兴趣的，多已荒废；他们说，抗日以来，在疾苦之中，提不起兴趣。而解放之后，直到近一两年才有重视民族遗产的号召。但是经过十年的荒废生疏了，加上工作忙，就理不出来。另有些老年琴家也一样，只有那些造诣较深，基础稳固的还温习得回来，但他们多在贫困中，也是兴趣不浓，因而演奏不很熟练。
从老年琴家兴趣不浓因而演奏不能熟练一点来看，不能不使我意识到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缺憾。音乐在封建统治时被人视为贱役，仅仅只有古琴和词曲为士大夫所欣赏而得到一定的发扬，但是五十年来连这两种音乐也没落了。现时我们天天叫喊要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不知道怎样去发扬，甚至摆在跟前的东西也没看见。曾在燕大教过民族音乐、著作等身的史荫美是在前年活活地饿死的（扬州政协副主席徐笠樵反映），据说是前些年对搞音乐的人不大重视之故。现在扬州还有三个琴人都穷困至极，据说是因为“儿女中有反革命嫌疑”的缘故。苏州的吴兰孙不仅习琴艺而且有琴学，苏州和南京博物馆要收古琴，收不到一张好琴，而未见把吴兰孙吸收到文史馆或文管会去；此外，未得照顾的老年琴人还很多，问起来多只是地主成份之故。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弃绝任何有用的人，甚至坏人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有用的人，民族音乐死了五十年，应该让这些抱残守缺的人，一同来把它救活，我要为这些呼吁。
让我们发动更多的人来共同工作，让我们占有更多的材料，召回民族音乐的灵魂，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